一九六九年腊月的一天夜晚，我因县城已无家可归，就在荒僻的知青点自己枯灯夜读。外面下着雪，无声无息，静得可怕。偶尔远处传来几声零零星星而又沉闷的鞭炮声，这才意识到快过年了。我再无心思看手中的《费尔巴哈与
一九六九年腊月的一天夜晚，我因县城已无家可归，就在荒僻的知青点自己枯灯夜读。外面下着雪，无声无息，静得可怕。偶尔远处传来几声零零星星而又沉闷的鞭炮声，这才意识到快过年了。我再无心思看手中的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，凄凉的身世不禁眼中湿润，这意境中对名句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最能共鸣。
那一带农村，建房屋的地方叫台子。我是孤台孤屋孤灯孤人，风雪为伴，畜狗为友。我们的知青屋，是全村唯一的砖瓦建筑，红砖青瓦，却没有油毛毡垫顶，屋顶缝隙可塞手指，雪花不停钻进屋内，湿了被褥，湿了四处露絮的棉衣，湿了手中书，北风呼啸，一阵紧似一阵。忽然，我喂养的大黄狗急促叫唤，我出门制止，是同队的一农民子弟来了。他叫鄢祖发，满身雪花。他说，一个人多孤单，走，去我家。
他家也和全队农民一样，是茅草棚。堂屋坐着六七个人，煤油灯一豆忽闪宛如萤火虫。
众人袖手围坐，相互看不见面容，但只要说话，声音是辨得的。被围中间的，那声音却陌生。我刚进来时，堂屋有过短暂的沉默。鄢祖发对陌生声音说：“不要紧，下乡青年，和我很好。”
这时，一个苍老的声音说：“他才30出头就当了大队书记，太顺了。我总怕他出事。求您给算算。”
噢，原来那是个算命瞎子。
瞎子推诿却经不住再三央求，才说：“我家是地主，你是我家长工，我们两家关系全村人是知道的，和亲戚关系也差不多。你是真心真意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不要看他现在八面威风，衣服角角能扫得死人，明年春上叫你儿子多加小心，搞不好要家破人亡。”
如果有人告密这里在搞封建迷信，这番话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。但，能坐进这个堂屋的人都“不要紧，可靠。”
听说会家破人亡，顿时死寂。
大队书记叫孙守福，他父亲把算命的事劝告了他，被他严厉回敬：“现在是什么气候，还听这乌七八糟的封建迷信！”
阶级斗争当饭吃、餐餐离不得的年代，这封建迷信可是逆天大罪，领导全大队三千多人口搞阶级斗争的支部书记，怎么会信算命的鬼话！
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。
江汉平原的春天，是人世间最美的季节，莺飞草长，鸟语花香就不用说了，吸到鼻子里的空气，也是上苍溢出的生命精华。农民在春天要为返青的小麦除草松土，顺便要为即将播种的棉花整理好沟沟厢厢。干这种农活的都是半边天们。那年代，偏远农村虽已不搞文化革命，但阶级斗争弦还是紧绷的。一望无边的庄稼地里，每天耕作，都要插上若干根五颜六色的彩旗和毛主席语录牌，春风吹来，风展红旗如画。
但如画的风景还是满足不了人的精神需求。用今天的词汇就是，人们需要黄段子以解心灵的饥渴，那就是边干农活边讲流氓话，讲男女之间的性话题。
那些流氓话这里就不公开了，总之，所有流氓话的效果，让劳作中的女人们笑得叉手弯腰，又让他们既脸红又满足。最难为的是那些未婚的女子了，所有黄段子的情景和寓意，她们没经历过却天性就能听得懂。可因为未婚，又必须装着听不懂，装装可以，难在要忍得住笑。
农村人的黄段子，是质朴而单调的，她们会说，“秀英，昨晚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了吗？”
农民的逻辑也是狡黠，如，男女混在一起下地，要方便了怎么办？女人会去很远的草丛或竹林，而男人只要离开人群一两仗远，再转过身就解决了。
不怕被人看吗？答：“男人的东西男人不会看，女人看吗？没结婚的看了也不认得，看了白看；结过婚的早认得了，看了也不稀奇。”
就在半边天们陶醉于女社员谭兴玲讲述的荤段子之中时，妇女大队长贾玉凤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。她严厉制止。不料谭兴玲正在兴头，她的讲述使自己成为全队妇女的中心人物，她一时成为“明星”。而贾玉凤的一瓢冷水浇灭了兴头，严重伤害了谭兴玲的自尊，她偏要继续荤段子！
贾玉凤的权威被蔑视，扬言，再讲这种低级趣味下流的东西，就抓去大队批斗！
谭兴玲反唇相讥：“谁下流谁心里明白！”
贾玉凤：“你说谁下流！”
谭兴玲：“谁下流大伙知道！越下流就越装正经！”
话中有骨头。有人甚至大胆拿眼瞟贾玉凤。
贾玉凤已被逼到悬崖，色厉内荏：“你再不说出张三李四，我这就揪你去大队！”
一旦揪去大队，批斗是少不了的，还要捆绑，脖子挂牌。
谭兴玲恐惧：“……是谁去年天天夜晚往医院送鸡汤！”
窗户纸被捅破。全村人早暗中相传：大队书记孙守福，在贾玉凤的丈夫在南方当兵的三年中，使贾玉凤三次怀孕并堕胎。所说送鸡汤之隐喻，正是指孙守福捧罐夜行。
俗话说，运气一到，门板难挡。
阳春三月，也是国家每年军人复转的季节。
贾玉凤的丈夫刚复员，正奔走各方送档案材料。
本来就是皇帝的新衣，谭兴玲一语道破。形势逆转，贾玉凤面如死灰，倒地哭闹，既像无地自容，又像受污蔑后以死明志讨回清白的抗议。霎时间，所有人停止农活，人人惊骇如木鸡，连地头的彩旗也不再招展。
恰是复员的丈夫经过，闻风大怒，将贾玉凤一路拖地回家，暴打后，贾玉凤全盘招供。
复员军人屈辱自在情理之中。倏地操起劈柴斧，直奔孙守福家。农忙大白天，书记在外忙碌。复员军人砸锁斧劈，书记家大门分尸无型，又砸锅碎铁–这就是算命瞎子的家破之应。
闻听孙守福在九里地之外的公社开会，复员军人狂奔公社。
早有大队电话打到公社，复员军人上下气不接地到了公社，自然不见孙守福人影。且，公社书记在当长工时，就与孙守福的父亲有同甘共苦之交情。
再说那算命瞎子危先生，本是地主家儿子，8岁眼瞎，便学了算命的本事。1958年，15岁瞎着眼非要随修丹江水库的村里人出门，他说算命就要走江湖。但他却一直往西北方向去，过襄樊，去了陕西商南县，不几年就落户成了家。
到文革开始后，他携家带口年年春节回天门。他地主家出身的其他兄弟姐妹早已戴了地主分子帽子，不敢乱说乱动。
只有这个瞎子，大人小孩都穿着最时髦的铁灰色的卡衣料，边走路边听袖珍收音机里的样板戏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好不风光。
危先生所在的陕南地区，几省相邻，文革从1967年下半年起，武斗愈演愈烈，造反与保皇，随中央斗争而不时翻云覆雨，群众造反组织也因此而“翻烧饼”。即使今天得势掌权了，也难逃五日京兆的反复。不要看大街上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地整天呼喊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，但国人骨子里的宿命情结还是根深蒂固。今天中央文革支持，掌权了，明天修正主义会不会反扑？两派群众组织都自称造反派而指责对方是保皇派，谁都有掌权的机会，也谁都有失势的可能，明天会怎样？
于是，无论是得势或失势，双方的头头都会在夜静更深时摸进远近闻名的半神仙危先生的家，询问“前程”。
危先生极厚道也极务实，对于失势的头头来家，一包饼干或两瓶白酒，他会收下这卦金；而得势头头进家，头头们很自信，“危先生需要什么计划物资，尽管说！你再给我算算。”
这样，那个年代最难得的“三大件”–自行车，手表，缝纫机，危先生却只需一句话就能办成。危先生为天门农村的乡亲们买过这些稀罕东西，所以，当他回天门来过春节时，风风光光地听着袖珍收音机，走在乡村田野上，村民们除了佩服、羡慕，还能说什么呢？
家被劈门砸锅后，孙守福至少半年不敢露面，那年代，破坏军婚，最高可被枪毙。
第二年腊月，危先生又回天门过年来了。孙守福的父亲比谁都盼望着危先生。
危先生说：“不要紧的，守福不会坐牢。”
“人家到处告状，还去天门告了（当地人把去城关叫去天门）。”
危先生：“不要紧的。明年他吃香的喝辣的，比国家干部都抖火！”
复员军人的确到处告状，也到过天门。但在区里范围内，公社书记上下都活，告到哪都是一软拖，而更多的时候耽误了工分走上十里路去了公社，却“书记到县（或区）开会去了”。
俗话说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这时是，资深访民可问天。更何况，这位复员军人小学没读完，不会写控告信，凭一张空嘴去四海翻腾、五洲震荡的文革县城，找谁？谁理你？又何况他是背着干粮，花自己坐代客车的路费，还没有住旅社的证明，来回二百多里路程，他有多少精力和银两去告状？至于没有控告信，有人曾建议他找默雷细雨帮忙写写。他说：“他是下乡青年，是四类分子子弟，我是复员军人，怎么能找这种人！”得，这就是气节，这就叫大节不亏。
当然，即便默雷细雨有讼棍之才，可那也是公检法被砸烂的年代不是？
造化自有安排。
复员军人颠簸奔走累月，终于气馁，加上年轻妻子的热被窝夜夜温馨，还是既觉又悟了，只要想得穿，刮三胎，也没落下什么病嘛。
公社领导体贴入微，看准复员军人心回肠转的机会，多方协调后，把这位前军人安置到外公社一农科站管理库房。虽说不拿工资，也没跳农门，但不用再脸朝黄土背朝天了，也再风吹不着雨淋不到了；更养人的是，365天，天天都能有十分的工分，这样的满勤，全大队唯一。这让前军人、现复员军人彻底宾服，人生苦短，还是闭眼过日子吧。
话分两头。
毛主席发话了：贫下中农要占领上层建筑！村里一个漂亮姑娘虽没有文化，但爱琢磨事，一次她问我：“小某，毛主席是不是天天在家里想语录？”我忍住笑说我哪知道！
我们公社临近有几所五七干校（可百度“五七干校”），都要千方百计落实毛主席这条语录，都在寻找途径让出上层建筑，请贫下中农来占领。他们诚恳地请当地公社派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干校，理由是，请派代表指导我们种棉花，天门县是全国闻名的百万担棉花县，周总理接见过你们的县领导。
这样，一举三得：公社领导落实了毛主席指示，派出了代表；让孙守福去占领上层建筑，应了干校上层建筑之请；将孙守福和复员军人彻底隔离，免生事端，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。
于是孙守福去了中央某部委的五七干校，代表贫下中农去占领上层建筑。我既好奇也羡慕，去省干校找恩师（另文《我的知青际遇》叙述）打听孙守福，答不知道。只听说来省干校占领的是邻县一位村支书的儿子。20多岁。
改造中的臭知识分子们，敬孙守福如国宾。至此，孙守福戴上了红袖章，出差去过北京，去过武汉，去过上海，见了大世面。要知道，当年那个大队，一辈子没去过天门城关的农民，最少也是95%哩。理论上孙守福还是戴罪之身，却不仅没有坐牢，倒是过上了精神贵族兼富贵人的上流生活。抖火啊！瞎子危先生真灵。
结束此文时忽然想起，当年孙守福去占领上层建筑后，生产队里除了私下更加对危先生五体投地外，也异口同声虔诚地感叹：这人生在世，不是命又是什么呢？
也有人不无酸意地“呸呸”–，
下面是一句粗话，请乡亲和群友原谅默雷细雨的粗鄙，实在是这句话是我知青见闻中难忘的农民语言：“这是寡妇门前挂JB–天助良缘！”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时常深究这话：那挂上去的物件是哪里来的，又是什么人把它挂到了寡妇的门前？又是白天挂的还是晚上挂的？如是白天，有人围观吗？如是晚上，那屋内的寡妇知不知道屋外的响动呢……
